毛坦厂镇陪读老人:一批走了,暑假过后又来一批
日期:2018-04-18 10:12:16来源:中国青年报
核心提示:   最后的考场  很难说得清,这间十几平方米的粮油店,究竟容纳了多少老人的笑声和浑浊的眼泪。  它距离被誉为“亚洲最大高考工厂”的安徽省六安市毛坦厂中学仅一墙之隔,陪读老人是店里最准时的

  最后的考场

  很难说得清,这间十几平方米的粮油店,究竟容纳了多少老人的笑声和浑浊的眼泪。

  它距离被誉为“亚洲最大高考工厂”的安徽省六安市毛坦厂中学仅一墙之隔,陪读老人是店里最准时的客人。每天下午2点前后,逼仄的小店就被弯腰驼背、穿着袖套围裙的老人塞满。坐在面粉堆、旧木桌以及自带小板凳上的老人絮叨着家长里短,有人说起孙子的趣事,有人嘟囔儿媳妇不孝顺,也有人掰着手指又数了一遍孙女高考的日子。

  时针指向下午4点半,老人们准时离开,有的钻进住了28户陪读家长的四合院,有的消失在建满各式“学生公寓”的街道拐角,孙辈就快放学,他们得回家准备晚饭了。

  店主高绪琴也是他们中的一员。这个67岁的老人在毛坦厂已陪读14年,14年里,她先后陪着3个孙辈在毛坦厂中学读完高中。今年,外孙女即将高考,高绪琴终于要回家了。

  她记不清,小镇何时多了一茬儿又一茬儿的陪读老人。这些素不相识的老人从附近街道的角落凑过来,和她一起听庐剧、聊天,如今,每天都有10余个老人前来。

  他们叫不出对方的名字,却熟知彼此的经历。

  用高绪琴的话说,几乎每个老人的故事都是相似的。他们大都来自农村,许多人还不识字。为了在外务工的子女安心赚钱,老人承担了陪读的责任。那些被陪读的孩子,也多是他们一手带大的“留守儿童”。

  这个庞大的群体难以统计具体的数量。他们中,有的年纪86岁。有老人一陪读就是14年,还有老人前后陪读20年,送走了8个孙辈。

  这里少有背井离乡的漂泊感, “留在老家干啥?老骨头一把,农活也做不了了。”一位陪读奶奶语气很坚决,“我一点儿也不想家,我只怕给儿女添麻烦。”

  “这里用得上我”

  粮油店开在小镇的学府路上,向西不到百米,就能走到毛坦厂中学的老北门。贴着学校墙壁而建的学府路弯弯绕绕,各色商铺和越盖越多的“学生公寓”挤在一起,数以万计的学生和陪读家长在这里居住、消费,最终变成小镇GDP里不断上涨的数字。

  68岁的胡宜霞便是其中之一,早上,她是粮油店的顾客,下午是聊天听戏的主力军。

  对这个安徽农村老人来说,晚年离乡并不是值得悲伤的事情。一年前,当她又一次坐上汽车,离开几十公里外的老家时,她没有哭,甚至还带着笑。

  “这里用得上我。”她说。

  事实上,漂泊的感觉胡宜霞并不陌生。为了全家老小的生活,她去过六安,也到过合肥,洗过碗、养过猪、还种过大棚蔬菜,后来,岁月一点点把她的腰压弯,工厂不再收留这个老人,她回到了记忆里有些模糊的家乡。农具变得沉重硌手,她干不了农活,成日叹气。

  这一次,远在江苏打工的女儿在电话里问她,能不能去毛坦厂照料外孙女的生活,电话这头的胡宜霞直点头。

  她很清楚女儿的处境,“在外面打工的,干一天活儿才能有一天的钱,不干了回来陪读,家里要用钱咋办?”

  “这个活儿轻松,就洗洗衣服做做饭”。胡宜霞在电话里让女儿放心,“我一个人没有问题。”

  70岁出头的杨云觉得,在陪读这件事上老人没有立场说“不”。几年前,大孙女在毛坦厂中学就读,孙女一再央求奶奶能去陪她,可杨云正准备做心脏手术,自己从小带大的孙女在电话里撒娇,她就在电话那头流泪。

  手术要花好几万元。在合肥的医院,她不止一次想“死在这儿算了”,“辜负孙女又浪费儿子的钱”。每想一次,就哭一次。

  后来手术成功,身子还没养利索,她就到了毛坦厂镇。孙女即将高三,紧赶慢赶,她总算赶上了。

  只是,孙女没能考上本科。老人说,这是自己这辈子“最大的过错”。

  脸上沟壑纵横的李玉不敢犯这个错。孙女今年高三了,她第一次离开住了70多年的家乡,翻山越岭来到毛坦厂镇。皖西地区山脉绵延,中巴车拐了几个弯她就认不得回家的路了。

  李玉说自己不想家。

  她不清楚家离这儿到底有多远。这个老人只知道,“回家”意味着往返100多元的车票。她舍不得。在2元钱只能买到5个青椒的毛坦厂镇,一切有关钱的事,“都是大事”。

  尽管从未亲眼见过,但她晓得儿子一天要干十来个小时,工厂里大白天也开着灯,车间到处都是人。儿子的活儿多,又累又苦,还不敢请假。从月初忙到月末,才能换来她和孙女赖以为生的钞票。

  “你能看到的,都是身体健康、能来陪读的老人。”李玉的邻居、一位陪读妈妈说:“我也想出去打工挣钱啊。在这儿陪读只出不进,我着急啊,但实在是没办法。”

  她和李玉居住的四合院里,共有28户陪读家长。其中,陪读奶奶占了近一半。四合院挨着学府路,因为地利颇受陪读家长的欢迎。院里吃水都靠水井,厨房和厕所各有1平方米。院子的空地,搭满了朝着各个方向的晾衣杆。

  四合院的正东方向住着陪伴了8个孙辈读书的李认真。20年前,54岁的李认真在家乡开始了自己的陪读生涯,为孩子做饭洗衣一干就是20年。李认真说,自己大字不识一个,别的事儿也做不了,就这事还能做,“我见不得孩子累。”

  因为晕车,她极少回老家。她有意隐瞒了白内障和高血压症状的严重程度,害怕儿子把她“撵”回去,不再让她陪读。她“家”的门口垒着木屑和废沙发的垫子,这些都是李认真闲暇时拾荒来的,为的是烧水能更快点,让孙子少等一会儿。

  东北角则是高绪琴的“家”。她已经记不得在毛坦厂的14年里,自己搬过几次“家”了。不过,这次搬“家”她极其满意,四合院是平房,“不用爬楼梯了”。她的腿脚这几年变得异常肿大,脚脖子肿得像个桃子,老人要做生意,不愿意在供货商和客人前露怯,她套了两层秋裤,把变形的腿裹得严实。

  14年前,她开始照顾在毛坦厂读书的大孙子。那时,毛坦厂中学还不是今日的“高考工厂”,学校只有如今的“一半儿大”,校外农田一片儿接着一片儿,50岁出头的高绪琴觉得自己有一身用不完的力气。骤然离开田地的她不愿憋在几平方米的出租屋里,“干不了活,挣不了钱,还要花儿女的”。

  女儿替这个不识字的老人盘下了粮油店,又教她算账、进货,学了几次她就亲自上阵,让女儿外出打工去了。

  高绪琴说,陪读老人来到毛坦厂镇的原因都是一样的。她理解那些衰老的面孔,“谁不心疼自己的儿子女儿呢?谁不心疼钱呢?”

  86岁的陪读奶奶赵真慧记得,自己是儿子陪着来的毛坦厂。房东瞅着老人直嘀咕:“你年纪这么大,出了事咋办啊?”

  “我身体好得很,没问题!”她笑呵呵地回应。

  一旁的儿子送完祖孙俩就准备回工厂了。站在狭小残破的出租屋,这个中年男人突然难受得不行。他忍不住对着一头白发的母亲说,太苦了,别遭这个罪,别陪读了。

  86岁的母亲笑着安慰儿子:“不怕不怕,老家来陪读的亲戚朋友这么多,都可以照应我。你放心走就是。”

  高层小区和商铺越建越多,可老人能去的地方越来越少

  迈进四合院边上那个没有门牌的粮油店前,胡宜霞过了“很痛苦”的一段日子。她太“闲”了,陪读这个活儿,比起昔日的农活和打工实在轻松得过了头。每天只需做一日三餐,再把孙女的衣服洗了便是。除此之外,她有大把空闲的时间。

  搁在过去,她要一个人扛起几十斤重的种子和化肥,从田的这头撒到那头,或是顶着高温在大棚里工作一整天。

  来到毛坦厂镇,一开始,她跑去服装厂帮人叠衣服捆衣服,一天干十来个小时,工钱三四十元。女儿发现后不让她再做,她只好逛街。她打算给自己买件马甲,可繁华的毛毯厂镇怎么找也找不到合适的衣服。“店都是开给城里的陪读家长的。”她默默地说。

  在陪读14年的高绪琴眼里,这座繁华的小镇里,高层小区和商铺越建越多,可老人能去的地方越来越少。

  李玉不识字,也不认路,因为害怕迷路,她不敢出门,买日用品只能靠孙女。她几乎没什么娱乐活动,常常一整天窝在没有阳光的屋子里。“打麻将?那是人家有钱人的事。”她摇摇头,“农民哪里打得起麻将。”

  到后来,她甚至“憋出病了”,吃不下、睡不着,很快掉了十几斤肉。匆匆赶来的大女儿把她送到医院,打了点滴,开了药。她问了问医药费,心疼。

  从医院回来后,她开始和一些陪读妈妈聚在一起做十字绣。打毛线成了她如今最大的寄托。只是,她总记不住针线的走法,每次都得靠“姑娘们”的帮助,才能编织出像样的毛鞋。

  她一点点融入了这个圈子。“姑娘们”出去买米买面她也跟着,她们爱绣100多元一件的十字绣,而李玉更爱5元钱两团、能装满一大袋的毛线。

  起初,高绪琴的粮油店并没有听戏聊天这个“固定节目”。她习惯午后待在店里,拿出听戏机,放上一段庐剧,轻声跟着哼。下午生意不好,她又不识字,听戏算得上唯一的爱好了。

  这段音乐吸引来了源源不断的陪读老人。那时,她才注意到,毛坦厂的陪读家长里,有那么多和自己一样的银发老人。“他们都很少出门,没什么朋友亲戚,也没有什么消遣。”高绪琴说,“陪读老人无处可去。”

  后来她上街,慢慢发现,老人其实并不难找,平房里、露天街边小店撑起的牌桌上,都能看到陪读老人的身影。他们的身份很容易辨识――老人身上总系着围裙,以及蹭了油污的袖套。

  陪读老人的作息跟着学校转。上课的时间,他们都会聚在一起听戏聊天,到了饭点,高绪琴会溜到屋里做饭,不着急离开的老人会自发帮她看店。

  有老人在别处买了鸡蛋,担心缺斤少两,总要提着鸡蛋来店里,借用高绪琴的秤,再称上一称。

  如果发现被商家占了一两元钱便宜,七八十岁的老人会“哎”地一声叫出来,抱怨上几句。

  没人比高绪琴更能理解那一两元钱的意义了。粮油店刚开时,她为了多挣点,便增加了送米的业务,只要多给2元钱的跑腿费,这个花甲女人愿意把大米扛上楼房的高层。站不稳了,就死命用手卡住,不让大米掉下。

  后来,她老了,外送的业务开不了了,她就在店里摆上黄豆、红豆、绿豆和海带豆皮,“现在讲究营养,这些东西买的人多。”坐在木凳上的高绪琴说。这家小店的收入每个月差不多能抵消掉老人和孙辈的开销。

  陪读奶奶中,她是难得的有收入者。更多人,能仰仗的只有儿女每个月寄来的生活费,钱一个月一寄,有时几百元,有时1000元出头,房租只能从中掰碎了挤。四合院的房东很清楚老人的境况,她常常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”,由着这些陪读奶奶今天交三百,明天交五百的,好些天才凑够房租。

  一批老人走了,暑假过了,又会来一批

  每年6月初,总有一批陪读老人要离开,很多人走之前都会来店里道别,也有人悄无声地就离开了。送走了数十个陪读老人后,今年终于轮到高绪琴离开了。她心里记挂的是店里剩余的物资该如何处理,大米她几个月前就不进货了,只挑些卖得快的豆子和姜蒜进货。

  她很清楚,自己走了,粮油店势必要盘出去,陪读老人也许就会少了一个听戏聊天的地方。

  在那间十几平方米的粮油店,一直延续着这样的“传统”:一批老人走了,暑假过了,又会来一批。这不是终结,而是轮回。

  有陪读老人犯了高血压,半天都没熬过去就走了,家里亲人赶来,孩子没毕业,还得继续陪读。也有老人临时接了亲家母的班,对方要回去照看患病的女儿,孙女只得交给外婆来照顾。

  一名在毛坦厂中学就读的高三学生说,正是这些默默流动着的老人,在深山里的毛坦厂镇撑起了一个个历经变故、离别又摇摇欲坠的农村家庭。

  老人们一直都是彼此间最熟悉的陌生人。高绪琴能轻易地总结出,这些同省老人和自己相似的经历――子女赶上了农民工进城务工大潮,从不同的乡村出发,来到大大小小的工地、工厂和企业,最后变成安徽省1415.4万外出农民工中的一分子。

  胡宜霞的女儿女婿外出务工快20年了,生下孩子后,她在老家帮着带到了五六岁,孙女随后被接到父母身边,10余年过去,祖孙又一次重聚,地点在毛坦厂中学。

  陪读前,孙女曾和外婆胡宜霞抱怨,有时食堂的饺子都没煮熟,夜里熄灯了想看书还得偷偷摸摸的。

  “是我带大的孩子,怎么可能不心疼?”她毅然选择在67岁的年纪再次出发,老伴则留在老家,一边儿照顾田地,一边儿看护小孙子。

  李玉不喜欢把孙女比作“留守儿童”,在她眼里,孙女啥都好,听话、懂事、孝顺,“我让她别玩手机,她马上会放下的”。

  86岁的陪读奶奶赵真慧从不哀叹一家人的四散离别,这个老人说,自己只记得“孙孙特别乖”,这个小孙子爱和自己开玩笑,遇上赵真慧做了自己不爱吃的菜,孙子就跟奶奶说:“我要给爸爸告状哦!说你不让我吃饱。”

  可转头,孙子又拿着零用钱给奶奶买了一副“酷酷的”紫色墨镜。赵真慧喜爱极了,哪怕是大阴天的下午,她也要戴着墨镜坐在小板凳上,抻长了脖子,摇着头听戏。

  74岁的李认真不爱听戏,习惯一个人待在屋里盼着孙子放学。夏天,孙子回来直呼热,她感叹,“你再小点就好了,这样奶奶就可以把你抱在怀里了,给你吹风,像小时候一样”。

  不过,有关孙子的回忆也不都是美好的。10多年过去了,高绪琴想起自己的大孙子还是“心疼”,大孙子不喜欢念书,上学时总偷偷跑出去玩。一次,大孙子放学没回来,老人找了整整一个晚上。

  为了子女每个月少出一点生活费,这个老人想尽了一切办法。她的店铺原本不朝向学府路,趁着天黑,她跟人连夜把门打出来,就为了“能让生意好一点”。

  她刚来时,店铺的年租金只要一两千元,镇上一栋房子不过四五万元,高绪琴那时甚至动过念头,努把力也许能把店铺买下来。14年过去,毛坦厂的房价飙升了10倍不止,她的肩膀塌了、手变形了、腿脚肿了,两只手再不能伸直了,衰老的她依旧没能赶上小镇发展的节奏。

  生活还得继续,每天夜里哼哼着熬过病痛,天亮了,高绪琴还是会在5点30分准时起床做饭,再准备一天的生意。

  18岁的孙女说,外婆这一生“很不容易”,自己从她身上学会了一个字,“忍”。

  这个女孩告诉记者,高三的学生压力很大,很多同学有时候脾气上来了,回家就冲着父母爷爷奶奶发火,一会儿说饭菜的味道咸了,一会儿又说味道淡了。她坦言,自己不是一个完美的好孩子,她也常常想发脾气、想抱怨,可每次回到家,看到外婆的样子,就发不出脾气,“要学会克制,学会忍耐”。

  成绩好,是我孙子。成绩不好,也是我的孙子。

  孙辈算是粮油店最热门的话题了,但这些陪读老人甚少讨论孩子的成绩。事实上,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识字,也分不清“一本”“二本”的区别,对大学的认知基本还停留在“清华北大”。

  但老人有属于自己的、关注孩子成绩的办法――去瞧学校每个月贴在墙外的成绩榜。胡宜霞只认识自己和孙女的名字,每次发榜,她都会悄悄扫一眼,看看孙女是否上榜。

  高绪琴不去看榜,但她会问小孙女:“你这次考得如何?”

  “上榜了。”孙女淡淡地回答。

  “是榜头还是榜尾啊?”她不依不饶。

  孙女噗嗤一声笑了,“反正上榜了。”

  每次讲起这些故事,粮油店都会传来一片老人的笑声。可笑声过后,也时不时会有人掉眼泪。有老人说,自家孙子并不尊敬自己,每天只给自己发个5元10元买菜。

  因为不会使用银行卡,陪读老人一般都靠孙辈每个月去银行取生活费。这个老人的孙子管钱,却不愿多给奶奶一点钱买菜,老人无奈,只能日日挑些剩下的素菜。

  她心里清楚,儿媳妇不喜欢自己,自己抱怨几句还会被儿媳训斥。

  “我要是遇到这种事了,就跑回老家,有手有脚饿不死人。”高绪琴愤愤不平。

  半响,老人叹气,“跑?能跑回哪儿去啊?”

  胡宜霞不喜欢说这些“委屈”,她觉得,现在的一切“很幸福”,“没什么不满足的”。她为孙女开过一次家长会,虽然人还没走进学校就被保安拦下了。

  这个老人不敢对孙女的学习有任何的要求,“娃娃已经很努力了,每天晚上都学到1点”。她也理解不了很多城里父母为了学生成绩对孩子又打又骂,“不满意也要满意,就是那个水平了,能考上的毕竟是少数。”

  “考不考得上都是孩子的命,我们输在起跑线了。”这个老人难得地哽咽了,她埋怨自己没本事, “我一个农村妇女,什么补品、什么营养听都听不明白。”她说,自己来了毛坦厂镇,进了超市,才第一次知道黑米、豆子的“营养价值”,才知道米粉冲水喝了有营养,才知道30元一斤比牛肉还贵的基围虾“给娃娃吃有好处”。

  李玉的态度更坦然,“成绩好,是我孙子。成绩不好,也是我的孙子。不可能因为孩子成绩不好,我就不陪读了吧?”

  在毛坦厂中学读书很苦,每天孩子中午和下午回家吃饭基本都得靠“刨饭”,胡宜霞心疼孩子。她知道,这已经是孩子最好的路了。作为一所“超级中学”,毛坦厂中学以其每年超过90%的本科上线率和超过50%的一本上线率源源不断地吸引着六安周边县市的学子。

  “读不出来就只能做苦力。起早贪黑,进厂讨生活。”胡宜霞实在不愿孙辈走上自己的老路,年轻时因为没有文凭,这个老人靠四处打工谋生,漂泊无定,需要天天看老板的眼色讨生活。

  “读书考大学是最好的出路了。”这些话她从未给孙女说过,“我压力大,她压力更大啊。”

  高绪琴知道,那些孩子早晚会明白这些朴素的道理。就像自己那个调皮的大孙子,参军后,孙子仿佛变了一个人,没人知道他在部队里经历了什么,这个逐渐长大的少年,只用了一句话解释了一切:“奶奶,你一定要让妹妹好好读书。”

  陪读事业,还将继续

  一年到头,粮油店的聚会只在春节假期停下。放寒假了,老人们像归家的候鸟,带着孙辈在短短一两天里走了个干净。

  高绪琴也在回家的路上。这几年,生意越来越难做,毛坦厂镇发展太快了,一座现代化新城拔地而起,进口超市、各大连锁超市纷纷入驻,来小店买米的客人越来越少,老主顾只剩那些朝夕相处的陪读老人。

  店还要不要开下去?事关生计,高绪琴总为这事儿发愁。

  不过,好不容易挨到年根前,她还有更重要的事情。比如,部队复原归来的大孙子变得孝顺起来,时间磨合了祖孙俩曾经的伤口,这个小伙子每次回家都会给奶奶包一个500元的红包。有一年,高绪琴着急带着孙女回毛坦厂,大孙子听说了,冒着雨从战友家赶来,趁奶奶还没走,把一个大红包塞到了高绪琴手里。

  再比如,到了年关,她终于能离开那个被油浸黑的灶台,和那个搭在过道、一到冬天风呼呼响的“厨房”。老家用的是大锅,孝顺的儿媳可以用一口锅做上9个人的饭菜,热乎乎的,也不用担心冷掉,一家人围在一起,热热闹闹的。

  只是快乐终究短暂。回到毛坦厂镇,高绪琴想了想,店还是要继续开下去,这些每日作伴的陪读老人,她舍不得。

  18岁的小孙女把这些看在眼里。她有点儿认不出外婆了。人前,外婆是会为了三毛钱和供货商大吵大闹的人,也是一下午能抽好几包烟的老烟民,还是那个永远系着围裙背着外翻挎包的“混搭风老板”,可如今,到了深夜,外婆腿脚疼痛压不住了,像虾一样蜷缩着,“她只是个很怕疼的老人”。

  高绪琴没有办法离开。这个做了14年生意的老人给自己算了一笔账,如果现在就去医院做手术,家里得再派人来看店,得有人照顾孙女,还得有人在医院陪床。她不想拖后腿。

  尽管,她能为孙女做的事,已经越来越少了。变形的手连洗衣服的力气也快没了,做饭时削莴苣皮也会抖得厉害。

  “就等孙女高考了。”她说,“高考一结束,我马上就去做手术。”

  再过一个半月,高绪琴就要离开生活了14年的毛坦厂镇,回到老家。

  但这个老人很清楚,这一切还不是结束,等到暑假做完手术,她就该奔赴下一程了,最小的孙子过完假期,就要上高中了。她的陪读事业,还将继续。记者 李雅娟

  (应采访对象要求,文中杨云、李玉为化名)